徐日辉 徐锦博
嬴姓是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之一，既是贵族身份的体现，同时又代表着一段悠久的光荣历史，而且与秦、秦早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通过研究嬴文化与秦早期文化的形成，认为伟大的秦文化应该渊源于山东的莱芜地区，作为秦文化之根文化发祥地之一，研究和探讨莱芜嬴秦文化的发展与延伸，应该是学术界的重点关注，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女修与嬴文化
秦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帝国，从直接传序上讲，秦帝国的建立是从非子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并“邑之秦”、号“秦嬴”始起，经过了600年的努力；再往上溯，则是从嬴秦之祖女修食玄鸟陨卵生子大业开始，传到嬴政称秦始皇帝，长达1800年之久。
秦帝国第一次完成了从黄帝以来中华民族三千年未完成的伟大创举，奠定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且深刻而又顽强地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社会，所以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的说法。其中不少做法至今依旧闪烁着它的影子，包括一些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
嬴作为嬴秦的根文化，其发祥地在今山东的莱芜地区。至今尚有位于莱城区羊里镇城子县村的嬴邑故城遗址，以及与之相关的嬴汶河等文化遗迹。
为了弘扬嬴秦文化，近年来，当地学者们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颇有质量的论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们具有地利优势，他们为嬴秦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外地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若继续深入，就目前而言确有一定的困难，这是因为我们对三、四千年前生活的认识太少了，以致于只能依据一些有限的记载和器物来判断。
秦的祖先叫女修，为五帝之一的颛顼的“苗裔”孙女，因误食了玄鸟陨卵而怀孕，并且生下了儿子大业，遂开嬴秦一脉，《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比较清楚。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据此可知，嬴姓的开山始祖是柏翳（伯益），时间在舜禹时期，而渊源则是颛顼的后裔女修。但是，女修食玄鸟陨卵生大业作为嬴秦族来源的记载，不仅来路突然而且颇具传奇色彩，引起了历代学者的重视。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认识见仁见智，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但是，谁都无法否认这句话是解决秦源的关键。
女修吞玄鸟遗卵生大业的问题，从文明的角度考察，确实与关于父系社会有关。所谓父系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卷》的定义是：父权制：以父系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原始社会基本单位的制度。又称父系社会。继存时间大体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父权制是继母权制之后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体力比女子强健，男子在劳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男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逐步确立。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有些民族和地区经过一个母权与父权并存的时期，才过渡到父权制。
这段定义有四层意思，第一，父系社会以父系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第二，继存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并用时代；第三，男子在劳动中的作用加强，地位随之改变；第四，有父系、母系并存的时代。
纵观这一定义，与我们讨论秦之先女修吞玄鸟遗卵生大业关系很大。首先按照第一层意思考察，女修的孙子大费与禹是同时期人。禹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者，为距今4070年。而女修的年代可能早一些。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到文明社会，至少在中原及山东半岛地区。另外，从血缘关系上讲，女修为颛顼之“苗裔”孙女；禹父为颛顼，“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他们当出自一祖，区别就在于禹为男子，禹父为鲧，鲧为颛顼之子，是父系社会的突出表现。而修为女子，除了与嫡长制不合以外，看不出有母系社会的感觉。
不过，伯益为嬴秦之祖先，则预示着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
其次，父系社会继存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金石并用时期，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存在，而不是开始。我们可以找出不少考古证据，例如秦早期活动范围内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遗址就是突出的实证。
王家阴洼在今甘肃秦安县五营乡袁庄大队，王家阴洼共发掘墓葬六十三座，清理出器物三百余件。分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墓地分为西区和东区两大区，其年代，第一类型距今5680～5745±110年；第二类型距今5000～5700年。发掘报告称：王家阴洼第一类型的墓葬又分成两大组，两组墓葬属同一时期，而且墓数基本相等，这种以两大组墓来构成氏族公共墓地是很有特色的。西区组共三十二座墓，能鉴定墓主性别的共十五座，十二座的墓主为男性，女性墓主的只有三座，在这组墓中男性墓主占多数。东区组共三十一座墓，能鉴定墓主性别的共十五座墓，其中十座墓主为女性，五座墓主为男性，这组墓的女性墓主占多数。这两组墓中，一组以女性为主，一组以男为主，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
第一类型在距今5680～5745±110年之间，其男女各半，分别两葬的形式，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一现象基本符合父系与母系共存时代特征。对此许永杰先生通过对发掘报告资料的补充和研究后进一步指出：西区成年20人，不明性别者3人，男性12人，女性5人，男女比例为2：4:1，男性明显地多于女性；东区成年20人，不明性别者2人，男性5人，女性13人，男女比例为1：2.6，女性明显地多于男性。关于两墓区男女两性比例的差异，报告已经指出，但是我们如果把东西两墓区理解为相互婚姻的两个人群，合在一起统计的话，便发现男女两性人数相若，比例相当。
从男女性比来看，这一时期的半坡类型也有两种情况，一为男女相当，一为男多于女，如元君庙、史家等。但问题是王家阴洼是仰韶文化已知的最西边的一处，而且还具有以下特点：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死者安葬在同一墓地，同一墓区和同一墓排内，是王家阴洼墓地的普遍现象，反映了各人群层次的性别和年龄结构。西区排七座墓葬的死者均为成年老年男性，是一特殊和值得注意的现象. 作为装饰品的骨管和蚌壳是女性的随葬品，作为生产工具的石斧和陶锉是男性的随葬品。
这样，我们通过王家阴洼墓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男性已经成为生产的主角，成为经济的主人，因而随葬的是生产工具，而生产工具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第二，男性成年老人葬在一排，表明尚男尊老的社会礼俗已经产生。
王家阴洼遗址在5000～5700年之间，同一时间段的山东地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结合以上考古资料，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女修吞玄鸟遗卵生大业的年代发生在父系社会之后，而不是当时，更不是之前。因而说女修处于母系社会时代的观点已经与考古发现不相吻合，应该予以修正。
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的比对得知，嬴秦的渊源与文明时代是息息相关，应该说是文明时代的产物。
中华文明时代是在距今5000年前，有学者认为始于黄帝同时期。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时期祖国的东北、西北、华东、华北、山东半岛等地均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从空间上讲，苏秉琦先生于1981年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即六大区系说，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问题。后来又调整为：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第一带为中轴的南方六大区系，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距于五六千年的不同地区的观点，即“满天星斗”说，作为一种大的体系构架，应该说反响极大。其后张忠培先生提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对此，吴耀利先生指出：“就中国文明的起源来说，主要是在以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地区，以江汉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和以辽西山地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这五个地区起源的，也就是说，中国文明主要的是首先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首先进入文明时代的是以关中、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些观点所依靠的证据就是分布于不同地区的史前遗址，大体是可信的。
依据专家们的论断，我们对山东大汶口文化进行考察，无疑有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秦之先女修吞玄鸟卵生大业的历史背景及社会性质，或许能解开这一千古之迷。
女修的时代大约距今4000前的五帝时期，此时她所在的山东地区已经不是母系社会，而是繁荣的父系社会，大汶口文化就是典型的地区性代表。
东方的山东半岛是中国大陆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大汶口文化是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镇与宁阳县堡头村交界处而名。自1959年以来先后在山东境内共一百多处大汶口文化类型遗址，一千多座墓葬，其范围主要分布在汶、泗、沂、淄、潍等水域的广大地区，南到江苏、安徽北部，东郭到达山东半岛，西北见之于黄河北岸。“在这个地区，大汶口文化从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发展。”大汶口文化分早、中、晚三期，夏鼐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延续时间较为长久，达两千年左右，即公元前4300～前2300年左右。整个文化可分早、中、晚三期，估计每期约各占六、七百年。”但高广仁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在距今6500～4300年之间，而且指出大汶口文化早期向中期过渡在距今5500年之际，而中期向晚期过渡不晚于距今4800年。其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大汶口文化大约距今6100年～4600年，前后延续约1500年。”也有专家把大汶口文化分为十一期。无论是三期还是十一期，其上限大约在距今6500年～6300年之间，下限则在距今4600年～4300年之间，下限属于文明时代的黄帝时期。
大汶口文化涉及范围极广，除了山东、江苏、安徽以外，河南、辽东半岛也都发现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从物质文化来讲，大汶口文化经济很发达，出土的遗物十分丰富，尤其以陶器最为出名，有彩陶、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特别是极其精美大量的酒器。据统计，仅大范庄二十六座墓出土的725件陶器中，“酒器就有644件，其中鬶16件，背壶284件，瓶116件，壶156件，高脚杯和筒形杯等72件。” 如此众多酒器的出现，客观上反映出大汶口文化时期饮酒风气的盛行，但透给我们的信息却是发达的农业生产和丰富的粮食作物以及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高脚杯的出现，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此报告称：“人们猜想这种高脚可能是一种酒器，如果这个想法可信，那么这时候的粮食必定有了一定数量的剩余，因而有可能用来酿酒。”与此同时，大汶口文化还盛行陪葬猪，最多的一座竟然有14个猪头。猪是人类最早饲养的主要家畜之一，是农业文明的标志，也是当时山东半岛主要的肉类食材。大汶口时期发达的家畜饲养，归根结底还是农业生产的发达。
更为重要的是大汶口文化出现了文字，尤其是莒县陵阳河及大朱村陶尊上的文字，据统计有十七个，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目前至少可以释读出“岛”、“炅”、“戊”、“斤”等字。邵望平先生认为这些陶器并非日常生活用品，而是与死者生前的地位有关，更与祭祀、葬仪有关，是一种礼器，礼器上刻文字，更能体现文明时代的社会意义。唐兰先生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时代。”并且指出：我国奴隶制可分为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农业、手工业已经分工，畜牧业发展。特别是：“从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奴隶制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大帝国，更加发展了。”唐先生由文字推导出我国古代国家为距今六千年左右，引起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但是“他对文字的论述是正确的，值得我们在探索这一问题时参考”，尤其是唐兰先生对颛顼的分期确有道理。所以安作璋等先生就认为：“父权制的最后确立，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期距今5500年左右，此时父系制如果已经确立的话，那么其后的颛顼称帝，建立国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考古发现表明，山东地区从距今8000年的北辛文化开始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其序列是完整的。研究还证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山东地区就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且就是从东夷的太皞与少皞时代开始的。
嬴文化与秦的祖先是帝颛顼的孙女女修，颛顼高阳氏属于东夷少昊文化系统，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残磬铭文“高阳又（有）灵，四方以鼏（宓）平” 为印证。少昊与太昊系东夷的两位著名代表，主要活动范围在山东地区，而且“少皞氏固为当继太皞而帝”。因此，《山东通史》认为：
太昊与少昊是传说中东夷两大部落首领。昊又作皞。太昊即大昊，从大小对称来看，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同时并兴，就是一前一后，大概以二昊嬗代相继较为合乎历史实际。
少昊，《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何为“孺”？郝懿行注云：“案《说文》云：孺，乳子也。《庄子·天运篇》云乌鹊孺，盖有养义也。”也就是说颛顼是继少昊而王的。徐旭生先生认为：“另外相信《左传》所载郯子的话为颠倒追溯，黄帝前为炎帝，炎帝前为太皞，那么炎帝当为伏羲，这样的附和此后遂成了定论。但就我们今日探讨的结果，知道炎帝、黄帝属于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太皞、少皞属于东方的东夷集团”。“东夷集团：这一集团较早的氏族，我们知道的有大皞（或作太昊，实即大皞），有少皞（或作少昊，实即小皞）。”另外《国语·楚语》也说：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是说颛顼接替少昊之后，将搞乱的祭祀法度重新予以修正，恢复到旧时的法度，使人民与神不再相挠，使国家走向昌盛。《尚书·吕刑》及《左传》等亦有相同的记载。
由此可见，嬴秦文化自然也属于东夷少昊文化，所以，《说文解字·女部》称：“嬴，少昊氏之姓”。亦即大汶口文化。
少昊与太昊活动范围有所不同，李白凤先生认为少昊在今山东曲阜以东一带，正是嬴秦文化传播的地区。考古与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表明少昊之后的颛顼时期已经进入国家时期，是一个崭新的以父系为血缘的新时代。否则就不会出现女修这位有爷爷却没有父亲、有儿子却没有男人的特殊人物。因为从她儿子大业以下世系排列非常清楚，惟独在她身上出现了两处断档，作为一段重要的历史，如此记载于情于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通过上述的考察，可以认为：嬴文化之先祖女修吞玄鸟遗卵生大业故事的要害，就在于父系社会下的嫡长制。假如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来考察有关女修的记载，结论将有所不同。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与其同时代的大禹，“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为一脉嫡传，是历史的重点；而女修为颛顼之“苗裔”孙女，不是家天下的嫡系，显然无足轻重，因此便疏于记载，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令人匪夷所思，谁又能想到在女修身后1800年的子孙却成就了气候，成为中国的始皇帝，历史发展到这时再去寻找女修的丈夫已为时太晚。于是，秦人只能凭着记忆编造出这个美丽的传说故事为自己脸上贴金，如同刘邦说的出身一样：“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谁都知道这是刘邦当皇帝以后为提高自己身价而编造的故事，是以龙种抬高刘氏的身份。刘邦说他的母亲，能说清楚，而秦始皇要说清楚女修，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秦人在追记自己的来源时，有可能将时代搞错了，原本是早于女修的事，却被对号于母系社会的最后一位代表女修身上，因而与大业产生了年代上的差距，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二 嬴秦文化的东来
嬴秦文化起源于山东，发展于中原，形成于西方，即我所说的“东源西成”。嬴秦文化的东来，是1933年由傅斯年先生最早提出的，他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本纪》说此事本甚明白。少皞在月令系统中为西方之帝者，当由于秦赵先祖移其传说于西土，久而成土著，后世作系统论者，遂忘其非本土所生。
傅先生首次提出秦人的祖先在东方，只是后来随商西进，才将传说带入西方，并且西方土著化。傅先生对嬴秦族源的考证虽然有些地方可能有些欠妥，但提出秦本为东方夷淮之祖包括山东在内却很有见地。其后卫聚贤和黄文弼两位先生予以发展。卫聚贤在《中国民族的来源》一文中说：“赵在山西赵城，秦在甘肃天水，楚在湖北宜昌，三者相距甚远，但实系一个民族，原在山东河北之间，其南山的为楚，初居河南卫辉附近，再至许昌，再至南漳。其西去的至山西太原，由太原南下至赵城的为赵。由太原西去经渭汧而至甘肃天水的为秦。三者均夏民族熊氏之分化。……秦为鲁地，是鲁古有秦，而秦发源在山东。”卫先生提出赵、秦、楚为一家，今人赞同赵秦一家，至楚，则有不同的说法。同时卫先生又提出秦由山西转入甘肃天水的观点，今亦有不少学者赞同此迁徙路线，如尚志儒先生就认为在秦的三次迁徙中，其商末的第二次西迁，就有一支是从山西迁入甘肃的。其后黄文弼先生在《嬴秦的东方氏族考》一文中亦有相同的观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在建立古代中国为华夏、炎黄、苗蛮三大集的同时，提出嬴秦为东夷集团嬴姓，在鲁国“至于秦、赵为殷末蜚廉的子孙西行后所建立的国家。”
自从傅斯年先生提出“东来说”以来，七十年间年经卫聚, 贤、顾颉刚、林剑鸣等先生们的发扬光大，使之更加系统化，条理化，得到相当学者们的赞同。
根据陕西学者好友王学理教授等人的总结，“东来说”大体有四条理由：
一、 秦人始祖“玄鸟降生”的传说与殷人、东夷如出一辙，反映他们有共同的鸟图腾崇拜；
二、秦为嬴姓，而嬴姓族多居于东方，如西周至春秋时的徐，郯、江、黄、奄等国；
三、《史记》称秦是“帝颛顼之裔”，秦襄公又自以为主少昊之神。颛顼，少昊传说中东夷落首领。颛顼墟在今河南濮阳，少昊墟在今山东曲阜，均位于东方；
四、秦人祖先和殷关系密切，如费昌、孟戏、仲衍、蜚廉、恶来都曾为殷臣。
上述四条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持嬴秦族源“东来说”的总结和归纳。纵观二十世纪“东来说”观点的形成与完善，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现存文献的挖掘和再认识，其中以已故秦史专家林剑鸣先生发挥的最为充分。
林剑鸣先生在《秦史稿》中提出：
1、嬴秦与殷人有着“共同的图腾崇拜”即奉“玄鸟”为祖先；
2、与东方嬴姓的共同地域的鸟图腾崇拜 也就是共同的始祖神话传说，
3、与殷人“经济生产的共同性”，
4、与殷人相似的葬俗。从而得出“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既然殷人早期活动于我国东方已成不疑之论，那么秦人的祖先最早也应生活在我国东海之滨，大约在今山东境内，这也是可以肯定的”。
林先生是当代秦史大家，他的观点对“东来说”的确立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有不少学者就是循着林先生的观点继续前进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不过，在林剑鸣先生之前，对嬴秦族源“东来说”进行系统考证的则是古史大家顾颉刚先生，只是顾先生文章发表于2000年，所以人们了解的不是太多。
顾颉刚先生有关嬴秦“东来说”的文题是：《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全文九万多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研究鸟夷民族包括嬴氏在内的学术论著，堪称是一篇“恢宏巨作”。该文初写于1961年5月，其后，1961年的10至12月，1962年的2至3月、7至10月、1963年的5至7月、1964年的4至5月，先后5次修改。并于1964年6月至12月得胡厚宣提供的甲骨文资料，陈梦家提供的金文资料，补“鸟夷族”，并修改四次，才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篇巨制。
顾先生的这篇文章颇为曲折，由于种种原因在生前没有发表，直到2000年在石兴邦先生、王煦华先生及吴锐博士的推荐下，才刊登于西安半坡博物院编的《史前研究》中。但由于《史前研究》是书不是刊物，发行量有限，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此很有必要借此予以介绍，以饱飨先生的学术大餐。
顾颉刚先生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一文，共分为六个方面：
1、鸟夷史料的钩沉和遗物的发现；
2、嬴（盈、偃）姓诸国的总叙；
3、臬陶之后与伯翳（益）之后；
4、少皞之后与太皞之后；
5、殷商族和鸟夷的关系；
6、秦、赵、梁的西迁等。
文章详细考证了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该氏族集团的兴盛衰亡。在这篇学术巨制中，特别是对嬴秦族源与鸟图腾关系的考察与论证，就传世文献而言，可以说搜罗无遗，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顾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嬴秦与殷同源，都出自鸟夷。他指出：在本篇里，我们再要讲殷祖契是由他的母亲简狄吞了玄鸟的卵而生的，秦祖大业也是由他的母亲女修吞了玄鸟的卵而生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雷同的神话？那就因为殷秦两族都出于鸟夷，鸟是他们的图腾，他们全族人民的生命都是从鸟图腾里来的，只是第一位祖先的代表性特别强，所以把鸟生的神话集中在它的身上而已。……嬴姓之族本居东方，看没有迁徙的莒、郯、葛，已经灭亡的菟裘便可知道。至徐、群舒、钟离、六、蓼等则是迁今安徽境内淮河流域的，秦、梁是迁今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水流域的，赵是迁今山西境内汾水流域的。他们散居的地面这样遥远，为我国内地移民史上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画面。
在这里顾先生充分论证了史籍中有关嬴秦与殷之间的同源关系，并且明确指出发迹于甘陕一带的嬴秦就来自于山东半岛。按照顾先生的观点，女修与简狄都是鸟生神话的代表而已，并非就是其本人。虽然顾先生“东来说”的主要论证才问世不久，文章却完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且在八十年代的文章里曾提到这一观点，指出“秦本东夷族（说详鄙著《鸟夷考》，尚未发表）在周公东征后西迁。”顾先生所提及的待发表的《鸟夷考》一文，正是前边所列举的《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七》，这一点我们应给予以足够的重视。
综上，我们可以认定秦人源于东方，系少昊嬴氏一支。后来不断西迁，其中有一支落到陇山以西，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开始了新的繁衍生息。随着宗周势力的衰落，这支嬴秦逐渐显现，终于在周孝王时产生了以非子为代表的秦始皇这支嬴秦，从而揭开了秦嬴历史的新篇章。如果用一句话讲，那就是“东源西成”，即秦始皇这支秦嬴源于东方而功成于西方；或者说“源于夷夏，成于戎狄”，但源于东方，则是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的结果。
嬴秦兴于夏，始为伯益。其发迹之重要标志是伯益受封，并赐嬴姓。至商成为诸侯，且多显贵，代表人物有伯益、大廉、若木、费昌、孟戏、中衍、中潏、蜚廉、恶来、费仲等。《史记·秦本纪》载： 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鳴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嬴秦发迹之始在五帝末年的早夏，与大禹治水有关。《尚书·益稷》记载：“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暨益奏庶鲜食”，孔安国传曰：“鸟兽斩杀曰鲜”。由此可见大禹治水成功的背后有着伯益的一份功劳。
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舜大张旗鼓地封赐伯益，而且“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皁游，司马贞注曰“游音旒。谓赐以皁色旌旆之旒。色与玄玉色副，言其大功告成也”，是赐伯益以旌旗并且以游来显示其治水的功绩。柳明瑞先生认为古嬴水之滨涌现出嬴姓的两大著名人物——少昊与伯益。
至于舜“乃妻之姚姓之玉女”予伯夷之姚姓，与姬、姜、妫、姒、嬴、姞、妘是中国最古老的八大姓。姚姓始于帝舜，是以地名为姓，出自今河南范县南、山东鄄城一带。《说文解字·女部》称：“虞舜居姚墟，因以为姓”。嬴与姚联姻，如同姬、姜一样，实为加强贵族之间的联盟。
按照安作璋先生的说法，当年大禹推荐的接班人不是别人，“而是佐他治水有功的皋陶和伯夷。……皋陶不幸先死，大禹又推伯夷。”后来被启破坏，才最终形成了家天下。
这里需要辩明的是伯益“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的历史事实。
首先，伯益调驯鸟兽不完全代表畜牧经济，更不是游牧民族。
其次，伯益调驯鸟兽是为了大禹治水的需要。一般讲来驯兽好理解，为了解决治水之的生产力问题，利用畜力提高劳动效率，是伯益具体的贡献之一。而调驯鸟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这里我们通过有名的“以鸟助耕”，或许可以得到答案。《越绝书》记载“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其故何也？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因病亡死，葬会稽……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 以及“禹崩之后，众瑞并去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鸟田”是中国古代农业在南方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表现，与越人的农业经济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以候鸟作为图腾崇拜，是农业民族的象征”。作为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越人，他们“在历法不精确的古代，以不同习性的候鸟作为农时节气的标志，起着替代或补充历法的重要作用，是农业民族的特点之一”。我一直认为：越人“鸟田”是候鸟与历象的相结合，是古越人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越为大禹的后代，见惯于伯益调鸟，用以农业生产，当情理之中。
再次，伯益调驯鸟兽，在当时的山东半岛地区而言相对于北部地区比较新鲜，所以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畜牧技术的提高，伯益一族竟然成为畜牧专业户，而放牧则成为嬴秦的代名词。《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繁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嬴秦在非子手里改变了身份，使其复续嬴氏，并号曰“秦嬴”。从“复续嬴氏”说明嬴秦的沦落是客观存在。
伯益替舜驯鸟兽，获得成功，于是舜赐伯益姓“嬴氏”，由此带开嬴秦之祖。例如《左传·襄公十二年》“秦嬴归于楚”、《左传·昭公十九年》“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以及《史记·鲁世家》等都有记载。另外，在出土的金文中也有记载。据吴镇烽先生考证，春秋时期的《许子妆簠》铭文中就有“秦嬴”，即秦国女子，至于嬴姓则在青铜器中多有出现。如嬴季卣、嬴季簋、嬴氏鼎等。
当然这里的“秦”是在陇山以西的甘肃东部地区，自此，后人所说之秦嬴，皆从这里开始，秦国、秦朝、秦始皇由此一脉相承。而真正以农业生产见长的山东嬴秦却被人们忽略了，历史大概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往复轮回。但是嬴秦文化的东来却是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特别是莱芜作为秦根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嬴文化发源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徐日辉，男，汉族，1953年11月生，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教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讲旅游文化、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姓氏文化等课程。长期从事中国旅游文化、《史记》、秦早期历史、史前文明四个领域以及历史地理等学科以及史学史、秦史、三国史及民族史、地方史的研究。
